大禹小说

埋在唐朝盛世下的深水炸弹：租庸调制度（第1页）

【小说正文有一些历史深度，文字虽然很浅显，但里面会有一点点阅读门槛。对背景知识一知半解，很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论。因此在正式连载前，先提供一些经过作者提炼思考过的背景介绍，仅为一家之言】

租庸调制，唐时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总体而言，“纳绢代役即为庸”，也叫“输庸代役”。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通常正役不得超过五十日。若出现水旱等严重自然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赋役全免。制度不夺农时，合理解决就业问题，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制度。

租庸调的初衷，就是“有田即有租，有户即有调，有丁即有庸”。

以上是租庸调的主要内容，也是唐朝安史之乱前，采用的主要田税制度。此法最先出自曹操，后又被很多朝代采用，到唐朝时逐渐完善。

表面上看，租庸调制度，只是一项寻常的土地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后世学者对于租庸调制度的研究，这项制度，已经变成了中古与近代（日本学者提出的）的标志性分界线。

西汉建立到安史之乱前的中国历史称为中古，之后到北宋前称为过渡期，之后到清末称之为近代，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是很细致，很贴近于历史的真正脉络。当然，历史螺旋上升，其中不乏反复，不必多言。

历史的真实，它的变革与稳固，有时候往往不在于一个政权的更替，而在于它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以及各区域的经济联系。如果觉得这句话没有问题，那么可以继续往下看，如果觉得这句话不对，那么剩下的内容已经不必再看下去，纯属浪费时间而已。

租庸调制度，是脱胎于“均田制”的副产品，然而这個副产品本身太过于刚硬，以至于反而阻碍了均田制的再实施。自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度已经走进历史的墙角，不再被后世朝代启用。与之配套的府兵制，也一同灰飞烟灭。

租庸调制度的好处就不说了，这是封建帝国的开国神器，稳固基本盘的王道。不过福祸相依的是，前期用租庸调制度有多爽，后期付出的代价就有多惨，以至于到安史之乱后，这项制度已经完全推行不下去，自我解体了。

租庸调对于当时唐朝政权的巨大害处，有以下几条，几乎每一条都无解。

第一，租庸调在实行的时候，分为课户与免课户。免课户就是皇亲国戚，上流统治阶级，高级官僚，这些人形成了关系网，可以说密布在全国各地，免税土地面积惊人！

本身就带有土地兼并性质的世家与权贵，再套上刻意放纵土地兼并的租庸调制度，承平百年日积月累之下，免税田就达到了数量骇人听闻的地步。

有人说封建社会都这鸟样，确实如此。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为了维持统治，就必然要另辟蹊径的搞钱，不然就是死。租庸调制度没有提早被废除，是唐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催化剂。

租庸调制度这种“祖宗家法”，可以说是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起码比安禄山的分量重了几百倍，虽然这个制度不是唯一的元凶。

第二，租庸调除了本身有免课户外，在设立初期，漏洞就极多。这项制度的弊病，被太宗皇帝的文治武功给掩盖了，失去了最佳的革新时机。等中唐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

首先，租庸调提出的时间，是在初唐，当时地多人少，根本就不用担心田不够分。因此租庸调的标准，都是以五十亩田为尺度来制定的。可问题是，到中唐时，普通自耕农平均连十亩地都没有了，交租的标准，依然是如开国时那样。

朝廷以为轻松的税收，已经变成了自耕农无法承担的大山。你手里没有田，但在官府账册上，你可以有五十亩，你也必须交出与之匹配的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