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小说

第443章（第1页）

由此可见，齐法家与儒家在“德治”方面还有互补，笃信“法治”的秦晋法家却是彻底与儒家“德治”对立。事实上汉儒对暴秦与法家的口诛笔伐也主要集中在秦晋法家上，对齐法家则持理解和肯定的态度。像是《过秦论》的作者贾谊就有管商之别，他一方面批判商鞅，“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另一方面贾谊又赞同管仲的理念，认为“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

说到底儒家是个偏向理想主义的学派。其不少理念在现实中是无法贯彻落实的。而在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为解决现实问题，就需要一个理性的工具性学说来进行互补。齐法家既有法家严而少恩、治道实效的一面，又有以人为本的一面。像是管仲就主张“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正是由于齐法家和儒家在“德治”有互补，方才会出现后世所谓的“阳儒阴法”现象。

因此眼下儒学院教授齐法家非但不会引起儒生的抵触，相反为了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儒生们都对《管子》、《晏子春秋》等齐法家的课程趋之若鹜。毕竟在这个时代普通的寒门子弟能有一套《论语》已是实属不易。便是书香世家也不见得家家都会收藏有《管子》。更别说是被秦始皇列入禁毁名单的《晏子春秋》了。加之明年开春齐国会进行第三次开科取士，不管是揣摩上意也好，研究政策也罢，在众多赶考者眼里讲武堂的齐法家课程都是他们考前冲刺的最佳选择。

不过当下龙口能讲《管子》与《晏子春秋》的学者十分有限，除了崔琰、田丰、郭嘉之外，也就鸿儒蔡邕之女蔡琰能算得上半个。当然蔡吉本人也能开讲《管子》和《晏子春秋》，但是考虑到龙口开科取士在即，出于避嫌她还是决定暂时不亲自授课。只是如此一来讲授《管子》与《晏子春秋》的课程就相对比较稀少了。

十月末的龙口刚下过一场冬雪，薄薄的积雪令青石板铺就的小路湿滑得好似冰面一般。然而在得知田丰今日会在儒学院开课讲授《管子》后，王祥却是不等天亮便顶着凌烈的寒风。手提灯笼，深一脚浅一脚地一路穿过街市赶到儒学院，想要趁早在讲堂中占个好位子。

王祥本以他会是今日到讲堂的第一人，并打算在同窗来之前点起火盆和熏香让冰冷的室内暖和起来。那曾想当他脱鞋着袜迈入讲堂时，却现不仅堂内温暖如春满室飘香，堂前头排的位置上还坐着两个青年学子。

“吾道是谁，原来是休徵啊！来，来，来，快来此坐。”这位热情招呼王祥入座的学子正是郭嘉之子郭奕。莫看郭奕眼下才不过十六岁出头。却已是在讲武堂求学八年以上的元老级人物。据说讲武堂上下近千名学子，不管熟与不熟郭奕都能叫出对方名字。加上他性格直率，为人坦诚，故而在讲武学子中间颇有些声望。

相比堪称讲武堂名人的郭奕。另一位看着约莫二十三、四岁的蓝衣青年则明显要面生许多。且就在王祥一面拱手作揖，一面在脑中暗暗回想对方的身份之时，就听郭奕热络地替二人互相介绍，“叔达，此乃琅琊士子王休徵，为人最是忠厚赤诚。休徵。此乃河内士子司马叔达，前日刚进讲武堂求学。”

听罢郭奕所言，被称为司马叔达的蓝衣青年当即起身向王祥躬身施礼，“末学晚辈司马孚见过学长。”

王祥见对方看着比他年长一些，赶紧拱手还礼，连连口称，“当不得。余与郎君年纪相仿，岂可受此大礼。”

哪知司马孚却是颇为固执地坚持道，“伯益与休徵皆先余入学，自是余之师长。”

郭奕性子随其父，最是不在乎名教虚礼。只见他大大咧咧地摆了摆手道，“余等同堂听讲，便是同窗，何须在意长幼之分。”

王祥终究是自幼深受儒家名教熏染，不似郭奕这般通脱。且见他礼貌地向司马孚征询道，“在下二十有一，不知郎君贵庚？”

司马孚答道，“余需长几岁，已二十有五。”

“余最年幼，二位兄长请受小弟一拜。”言罢郭奕豁然起身，冲着司马孚与王祥有木有样地拱手一揖。

郭奕此举在无形间拉近了三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在相视一笑过后，三人各自落座。此时王祥想起郭奕的父亲郭嘉对法家颇有心得，不由好奇地问道，“伯益，令尊乃世之奇才，通晓鲁儒齐法，汝何以也不辞辛苦，一早便在此占座？”

面对王祥的疑问，就见郭奕伸出四根手指详解道。“齐法家重术、势、法、教。家父善术、势；田尚书善法、势；崔尚书善势、教；蔡侍中善教。难得今日田尚书亲自开堂授课，余又岂能错过？”